1944年至1946年间，延安市处所法院、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边区当局处置了一桩离婚案，即“常桂英诉童宪能离婚案”（以下简称“常桂英离婚案”）。彼时，1939年公布的陕甘宁边区第一个婚姻条例，前后于1944年、1946年作过两次批改。固然首部婚姻条例在公布早期，曾激发了一阵“离婚潮”，边区的婚姻政策、婚姻立法也最先逐步从“婚姻自由”向“婚姻自立”转向，但强调男女两边自立自愿决议本身的婚姻问题，始终是边区婚姻法最为光鲜的时期特点，并成为泛博妇女抵挡性别榨取、争夺婚姻自立的有力兵器。“常桂英离婚案”，即是此中之一。因为该案触及离婚中禁婚疾病的问题，加上男方童宪能始终缠诉不休，让这桩离婚案略显盘曲复杂，履历了一个从延安市处所法院到边区高档法院，从初审、终审到再审的进程，边区高档法院的四任院长——李木庵、雷经天、王子宜、马锡五，也前后介入此中。笔者试借助发布的司法档案和学者已有的研究功效，还原这起离婚案件的事实，以期揭露边区家事审讯的经验和传统。

“常桂英离婚案”的案情

1942年11月，常元山15岁的女儿常桂英被怙恃包揽，与绥德县童家山的童宪能订亲。后到区当局要求挂号成婚，因常桂英春秋不敷，区当局答应订婚，禁绝成婚，但两边未获得当局挂号即成婚。1943年正月，童宪能与常桂英移居延安。婚后仅用时半年，至同年秋季时，两边豪情逐步恶化，由互不信赖到相互打闹。1944年2月间，常桂英到西北党校做保母，童宪能分歧意，将其告至延安市处所法院。该院为争夺两边和洽，经调解女方实施星期六回家同居，男方因而答应女方继续加入工作。

常桂英对童宪能因缺少豪情，且在夫妻糊口中深感疾苦，故谢绝与童宪能同居，又转工作岗亭于托儿所。童宪能更加不满，强行阻止，再次涉讼于延安市处所法院。其间，常桂英又提出早在1942年就曾与张世昌（干部）订亲。延安市处所法院多方调整无果，于9月18日判决保持婚姻关系，常桂英之父常元山教唆婚姻被判处苦役6个月。常桂英不服，上诉至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1944年11月22日，边区高档法院作出终审讯决：经病院查验证实，两边均染有梅毒，童宪能传及常桂英，男女同居实成问题，童宪能与常桂英准予离婚。

对边区高档法院的终审讯决，童宪能暗示不服，上告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后被移付边区当局。1945年2月9日，边区当局办公厅发函给边区高档法院院长雷经天，就该案提出定见，请边区高档法院斟酌或予以复审。2月12日，边区高档法院决议复审。同年4月27日，边区高档法院裁定中断诉讼，允给一年踌躇医治时代，让两边进行医治并稳重斟酌其同居问题。再审中，童宪能先是诬陷常桂英通奸，继而又以斧头将常元山的胳膊打肿，再又诬陷与辱骂常桂英工作机关之负责同志，被延安市处所法院判处苦役六个月。1946年5月27日，边区高档法院再审后判决：再审驳回，童宪能与常桂英婚姻关系应予仳离。

“常桂英离婚案”的司法解读

“常桂英离婚案”的审理和判决，表现出的首要争议是两边消除婚姻的来由。即患花柳病（梅毒）等医学上认为不该当成婚的疾病，法院能否据此判决两边离婚。其实，关于制止成婚疾病的轨制，早在地盘革命期间就有相干划定。如1931年11月经由过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六条划定，“制止花柳病、麻风、肺病等危险性的流行症者成婚。”延安期间，陕甘宁边区当局前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批改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年3月20日）《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6年5月22日）等婚姻法令，均无一破例地将“患花柳病及其他不治之顽疾”作为成婚的制止前提和离婚的法定前提。

裁判离婚的尺度是诉讼离婚轨制的焦点详情，它是法院判决是不是准予当事人消除婚姻关系的原则边界。从“常桂英离婚案”的诉讼进程看，延安市处所法院在初审时，因男方未认可其得了梅毒，亦未进行医学查抄，故未究查这点。二审时代，常桂英提出要与该院女同志谈话，陈说其夫妻糊口的疾苦履历。后经边区高档法院介绍，常、童二人到中心门诊部查验，校验成果证实两边均得了梅毒。据此医学证实，边区高档法院遂判决两边离婚。虽然在这份判决书中未说起援用的具体法条，但从判决书的主文及来由表述看，其根据恰是1944年3月20日公布的《批改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第六条第一款及第九条第四款之划定，即花柳病（梅毒）为成婚忌讳及法定离婚缘由。

陕甘宁边区的医疗卫生前提十分有限，是以，将医学上认为不该当成婚的疾病用立法的情势加以明白和制止，目标是为了避免该类疾病因沾染或遗传而危及配头或儿女的健康。但是，本案的问题在于，边区的婚姻法明白将此类疾病限制为“没法治愈”，而童宪能所得病症虽然严重（医治需三年时候）且医疗费数额庞大（每人医治需150万元），但他所患的究竟为“可治之顽疾”。医学上梅毒可治的说法，使童宪能有充实不服判决并延续缠讼的来由。恰是基于此，再审时代，边区高档法院听取了李木庵（边区闻名法学家，曾任边区高档法院代院长）关于该案的处置定见，裁定中断诉讼，并赐与常、童二人“一年的斟酌踌躇及医治时代”。如斯一来，既减缓了疾病沾染，也让两边有充实的时候进行医治，并稳重斟酌其婚姻是不是可以继续维系。应当说，创设离婚“斟酌时代”的做法，虽然没法律之明文划定，但却通情达理，有益于两边问题的有用化解，表现了边区司法的人平易近性。

但是，在“一年的斟酌踌躇及医治时代”，童宪能又横行霸道、多次滋事，并被延安市处所法院判处苦役六个月，以致于常桂英坚称：“不管男方若何，我底子不肯归去。”恰是由于“期限一年后两边豪情已好转无望反益卑劣”，边区高档法院再审后，仍判决两边离婚。从判决书的论证说理看，“查两边成婚之初既失慎重，而婚后又无豪情根本……持久以来，一向均处于豪情卑劣状况中，在期限一年踌躇期中，又复证实两边和洽无望，足证豪情底子不合，实已没法同居。”其裁判的来由和根据明显已从之前纯真地强调“不治之顽疾”，转向对两边豪情是不是已分裂这一本色离婚前提的判定上，并终究根据“豪情意志底子不合，没法继续同居”的条目作出准予离婚的判决。该当说，如许的裁判成果，既有充实的法令根据，也更让两边当事人佩服。

从“常桂英离婚案”看边区家事审讯中的司法传统

起首，它凸显了调整优先的司法原则。陕甘宁边区当局期间，平易近事调整，始终是平易近事审讯勾当的根基模式。边区诉讼立法和边区高档法院的唆使信一度强调“凡平易近事案件一概厉行调整”，乃至曾有“调整为主，审讯为辅”的方针，边区司法对换解的正视水平可见一斑。“常桂英离婚案”就是这一原则在家事审讯中的有力例证。纵不雅该案的处置进程，司法人员“耐烦说服”“以理启发”“不轻率下判”。例如，在1944年11月22日高档法院的判决书中，就有“本院数次劝童接管调整，始终不允”的表述。而次年3月27日，高档法院院长雷经天给边区当局林主席、李副主席报告，谈及该院处置定见时，依然言及“拟先让两边暗里试行调整”；李木庵一样认为，“此案先行调整。如能合同离婚，两边赞成，当然是个好法子。”应当说，基于家事胶葛所具有的伦理性、私密性、感情性等特点，边区司法工作者始终将调整作为化解家事胶葛最首要的手段，力求经由过程/㎡等对话与充实沟通从而到达/㎡和地解决家事胶葛的目标，表现了司法为平易近的主旨。固然，边区司法在家事审讯中强调并践行调整优先原则，并不是“久调不判”，或逼迫、滥用调整，而是在调整不成后，实时作出合乎情理的判决。

其次，它贯串了家庭本位的裁判理念。陕甘宁边区首要是个别经营的私有经济，为了年夜量成长出产，撑持抗战焦点工作，由夫妻所构成的家庭乃经济机构根本之主要成份。是以，表现在家事审讯中，就是法官不等闲让夫妻仳离，这恰好也是边区司法私益遵从于公益、一时好处遵从于永远好处的表示。纵不雅“常桂英离婚案”的全部诉讼进程，初审延安市处所法院对因吵嘴等细故为由要求离婚、而未从底子上背反婚姻素质的，为争夺两边和洽，前后两次判决保持婚姻关系，并将还有所图、教唆婚姻的常桂英之父常元山判处苦役6个月。案件上诉到边区高档法院后，该院安身于改良、修补婚姻关系，介绍童宪能、常桂英两人至中心门诊部查抄，领会两人离婚的真实缘由；再审时代，又按照案件的具体司法情境，缔造性地作出“为保全两边健康起见，对所进行诉讼，应予中断，允给一年踌躇医治时代，让两边进行医治并稳重斟酌其同居问题”的裁定。离婚案件“斟酌时代”的创设，充实表现和贯彻了边区家事审讯和缓婚姻冲突、拯救婚姻家庭的家庭本位原则，是陕甘宁边区在家事审讯范畴中的主要轨制缔造。

最后，它表现了情理法融合的判案模式。我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天理、法律王法公法、情面”则是深深扎根人们心中的公/㎡公理不雅念和长短评判尺度。陕甘宁边区传承了传统，并在家事审讯司法实践中成长构成了“总的方面是以不违反边区当局公布的婚姻法令为原则、同时综合应用情理通情达理的予以解决”的审讯模式。情理法融合的判案模式，一样表现在“常桂英离婚案”中。如童宪能得了梅毒，经医证实后男女同居实成问题，常桂英要求离婚，实为不得已之苦处，遂判决准予离婚。再如，在高档法院再时审赐与常桂英、童宪能“一年斟酌期”时代，童宪能又横行霸道，初诬陷常桂英通奸，继又以斧头行凶，再又诬陷与辱骂常桂英工作机关之负责同志。凡此各种行动，明显不近情面、有悖常理，足见两边豪情好转无望反益卑劣。高档法院据此认定两边“豪情底子不合，实已没法同居”，判决两边离婚。那时边区公众法令素养遍及不高，因此判决书中重视情理法连系会起到杰出的结果。

（本文系中法律王法公法学会2018年度一般课题《陕甘宁边区高档法院判例汇编研究》的阶段性功效，课题编号：CLS（2018）C39）

（作者单元：西安付通年夜学法学院，西北工业年夜学法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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