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以来，我国少数平易近族地域存在各类关于灭亡侵害补偿的习惯性法则，且在分歧期间、分歧平易近族之间有分歧的称呼，如吐蕃称“赔命价”“血价”，党项族称“命价”“赔命价”。两宋之际，这类关于灭亡侵害的补偿金则有“骨价”之名。据明人茅元仪《暇老斋杂记》记录：“宋时，汉人杀夷人，既论死，仍赏其资，谓之骨价。”灭亡补偿法则的发生与特定的物资糊口前提直接相干，先平易近之初，氏族部落在解决人命或危险问题时，常常采纳杀人偿命、血亲复仇、同态复仇等体例。相对而言，少数平易近族年夜多糊口于华夏王朝旁边区域，糊口资本更加匮乏。假如依照原始传统体例处置仇杀胶葛等矛盾冲突，不但存在激发年夜范围、长时候残杀械斗的风险，还可能会使本来匮乏的糊口资本蒙受扑灭性粉碎，终究致使部落敏捷虚弱乃至衰亡。基于上述缘由，灭亡补偿法则作为一种和/㎡且易行的胶葛解决体例应运而生，即由损害方或损害方所属部落向受害方付出响应的财物，以此对受害方作出抵偿。这类付出畜生、金钱的灭亡补偿法则，慢慢成长成为部门少数平易近族地域持久合用的司法老例。
两宋之际，华夏王朝在与辽、西夏、金、元等少数平易近族政权瓜代坚持的同时，也促使了分歧地区风尚与法令的碰撞和融合。这一期间，辽、西夏、金等少数平易近族政权构成了合适本地糊口习惯的灭亡补偿法则。《隆/㎡集》记录西夏“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的老例，女真族也有“杀人偿牛马三十”的旧俗。吐蕃受杀生有罪宗教不雅念影响，人们遵照“不杀生”戒律，否决以命抵命的定罪体例。对杀人者而言，宗教崇奉对其的惩罚已足够峻厉刻薄，不需要再用以命抵命的法令赏罚。是以，年夜大都人固守的不雅念并不是杀人偿命，而是杀人者付出“偿命价”。故“骨价”最初有“赔命价”“赔血价”“命价”等说法。与此同时，为了慢慢恢复和确立少数平易近族地域的国度法权势巨子，确保朝廷在西北、西南平易近族地域的统治秩序，对少数平易近族地域矛盾胶葛的解决，根基遵守“因俗而治”原则，顺从少数平易近族地域的风俗习惯。由此，“骨价”便在平易近族处所解决胶葛的“和断”法式中得以年夜量合用，促使争端两边消弭仇怨，告竣息争。经济补偿成为西北、西南少数平易近族地域解决矛盾冲突的主要路子，此于宋朝文献当中多有记录。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吏部尚书宋琪上奏：“臣顷任延州节度使判官，经涉五年，虽何尝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将和断公务。”另据《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五》记录：年夜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回纥李顺与西南蕃人贡从人斗死，礼宾院“押赴开封府，依蕃部例和断，收偿命价”。《续资治通鉴长编》记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八月壬子，仁宗诏曰：“戎州夷人犯法，委知州和断之。”宋人将上述灭亡补偿法则统称为“骨价”或“骨债”。秦不雅《淮海集》记录：“故事，汉人杀夷人，既论死，仍偿其资，谓之骨价”。宋末朱辅《溪蛮丛笑》的注释则更加详实：“或为佣而亡，或以债而死，约牛牲若干了偿，名骨债”。可见，“骨价”成为宋朝对少数平易近族灭亡补偿法则之概称，并在司法实践中获得普遍利用。
二
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六月产生的“苏三十七误殴杀目特地”案，是宋朝“骨价”案件的典型事例。据《宋会要辑稿·蕃夷五》记录：泸州江安县纳溪寨居平易近苏三十七与罗苟夷人目特地争鱼笱，误殴杀之，夷诉于寨，寨闻于县，县行查验之法。夷情忿怨，谓：“汉杀我人，官中不愿偿我骨价，又表露我夷人尸首。”咒咀累日，因聚众犯境。在本案中，纳溪寨居平易近苏三十七为争取鱼笱斗杀夷人目特地本来是不测身分而至，夷人直接将胶葛“诉于寨”，暗示了对宋廷处所司法的尊敬，但是后出处于泸州江安县官不偿“骨价”激发了夷人愤慨，终究致使了严重的夷汉冲突。这场通俗胶葛之所以演化为剧烈冲突，缘由就是江安县官对胶葛处置不妥，未能将少数平易近族习惯纳入斟酌规模，没有按例偿付“骨价”。与之近似的还有“泸州乞弟犯境”一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十二月十四日，殿中侍御史吕陶说，旧日泸州乞弟犯境，其缘由就是来索一髦“骨价”，本来事至毫末，却因边吏贪功觊赏，擅行殛毙，乃至败军覆将，纷扰一方，“再烦朝廷命师西讨，公私之费，其数不赀。”南渡今后，仍可见有关“骨价”之事例。孝宗淳熙十二年（公元1185年），左须蕃人杨出耶因“沙/㎡以叛土丁”杀其徒二人，二月壬申，出耶最先加害木头寮，燃烧打劫至始阳镇。值得光荣的是，此案与“泸州乞弟犯境”一事相反，“郡以所杀骨价偿之，蕃人乃去”，终究以和/㎡体例顺遂解决。《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录：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宋兵杀死弥羌人闷笆，宋方惧怕闹事，故赔“骨价”三千三百缗。上述案例是汉人向夷人赔付“骨价”避免冲突或是汉人需向夷人赔付“骨价”避免冲突的案件。与此同时，也有夷人向汉人赔付“骨价”避免冲突或是取代科罚的案件。孝宗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蒲月四日，枢密院进呈四川抚慰制置使赵汝愚针对本地夷汉冲突，其先采纳了“调兵戍守”“不得通商”等军事经济办法稳住场合排场，接着使马湖路董蛮“倍偿所杀人骨价”，最后他成功解决了这场严重的少数平易近族胶葛并获得了孝宗的奖励。
综上所述，“骨价”是普遍合用于宋朝夷汉之间的灭亡补偿老例，一般依照本地少数平易近族的习惯进行付出。根据吐蕃等地少数平易近族的习惯，偿命金即“骨价”补偿分为以财帛偿命和以畜生赎极刑两类。前述宋兵杀死弥羌人闷笆赔付三千三百缗钱，便是以钱偿命的“骨价”补偿体例。《临川集·曹穆公行状》记录 ：“旧羌杀中国人，得以羊马赎死，如羌法”的记实，则是以羊马赎极刑的“骨价”补偿方式。“骨价”不但是纯真的补偿体例，还在司法实践中承当调整本能机能，在处置夷汉冲突胶葛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感化，“骨价”补偿的公道、有用落实，常常成为制约案件走向甚至边陲地域协调不变的主要身分。
三
在关于灭亡侵害补偿的轨制中，宋朝“骨价”阐扬了承先启后的关键感化。“骨价”之前的“血价”“赔命价”等，多是少数平易近族内部的灭亡补偿体例，跟着“骨价”的呈现和宋朝夷汉之间付互合用“骨价”解决人命补偿司法老例的构成，“赔命价”“血价”等冲破了合用地区与主体层面之藩篱，完成了从平易近族司法老例到国度同一司律例则之嬗变。宋朝“骨价”法则的法令实践为元朝“烧埋银”轨制的发生与同一实行于全国各个平易近族奠基了理论与实践根本，为后世以“烧埋银”为代表的刑事附带平易近事诉讼补偿法则简直立斥地了道路。
“烧埋银”是元人将儒家文化中的“人命至重”不雅念与平易近族习惯法中的“命价”“私和钱”等习惯有机整合的产品。据《元史·刑法志四》记录，“诸杀人者死，仍于家眷征烧埋银五十两给苦主，无银者征中统钞一十锭，会赦宥罪者倍之。诸部平易近殴死官长，主谋及下手者皆处死，同殴伤非致命者，杖一百七，流远，均征烧埋银。”其具体详情是指：在官府对枉死者的尸首进行查验查明今后，除对行凶杀人者科罪判刑以外，行凶者及其家眷还应赐与被害人的家眷必然数额的烧埋钱作为丧葬抚恤支出。“骨价”与“烧埋银”都是一种灭亡补偿轨制，但却有诸多分歧的地方。其一，从时候上而言，“骨价”呈现在宋朝，而“烧埋银”呈现在元朝，“骨价”老例的呈现与合用明显早于“烧埋银”。其二，从实行规模而言，“骨价”老例首要合用于宋代旁边夷汉的法令冲突，是旨在确保边疆地域秩序不变的非凡法则；而“烧埋银”虽以“命价银”为根本，倒是普遍合用于元代辖区的遍及法则，从汗青源流角度而言，两者又存在必然的继受关系。其三，从法则属性而言，“骨价”与“烧埋银”存在素质上的区分，“骨价”是损害方赐与受害方响应的补偿从而取代惩罚的轨制，其素质是以罚代刑，近似于赎金刑。但是“烧埋银”划定当损害人的行动导致被害人灭亡时，损害人不但要接管刑事惩罚，并且还要向受害人家眷付出响应数额的丧葬费与精力侵害补偿费，即损害人在承当刑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当必然的平易近事补偿责任，近似于当下的刑事附带平易近事补偿轨制。
“骨价”是为和/㎡解决少数平易近族矛盾冲突供给的一种法则选项。作为平易近事补偿，“骨价”是离开原始社会复仇习惯的汗青前进，而元代“烧埋银”则是我法律王法公法制史上初次针对人命案件创设的刑事附带平易近事补偿责任轨制，两者对我国刑事法令轨制的完美发生了积极影响。经由过程查明、鉴戒以“骨价”为代表的古代冲突解决法则和补偿轨制中所包含的理性因子，对有用解决下层社会矛盾胶葛，放出进今世社会主义法治扶植，也许具有必然的实际意义。
〔本文系国度社科基金重年夜项目“中华优异传统文化传承成长的立法对策研究”（18VHJ009）阶段性研究功效〕
(作者别离系西北政法年夜学传授、西北政法年夜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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